明代初年，河口即有大量商品土纸外销；清乾、嘉年间（1736—1820）是河口纸市的鼎盛时期。其时，当地设有100多家专营土纸的店铺，每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①。鸦片战争后，尽管洋纸盛行，土纸滑坡，河口纸市的年总售额仍近10万（银）之数。民国二十六年（1937）河口以输出各项土纸90万件（篓），计重18550吨的巨额贸易显示着纸市场的无比繁荣。河口纸市通天下。

（一）

早在宋元时期，河口镇所在的铅山县就因盛产造纸原料毛竹而使手工造纸业相当发达，所产土纸以“妍妙辉光”著称于世。明中叶，“铅山是江南地区五大手工业区之一。铅山的手工造纸业与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二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景德镇的制瓷齐名”②。据有关史料记载，清乾、嘉、道年间（1736—1850），铅山从事手工造纸的人员约占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三四，槽户2300有余，日产土纸槽块不下1000余担。民国初期，全县有纸槽4000余张，直接从事造纸者在20000人以上，年产量超过20000吨。而且，铅山土纸品种繁多。经过历代市场的筛选，至民国时期铅山纸仍有关山、毛边、连史、京放、表芯、书川、放西、卷筒、毛太和黄表等10余个主要品种。其中的连史纸质地洁白如玉，细嫩坚韧，永不变色，素有“寿纸千年”之誉，是写字作画、印刷古籍的上品。明代崇祯间（1628—1644）毛氏汲古阁出版《十七史》，各史扉页就是采用铅山连史纸印刷的；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1934）出版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选用的也是铅山连史纸；还有北京“荣宝斋”裱画、上海“扫叶山房”古籍印刷等，都常选用铅山连史纸。民国初年，铅山每年要销出连史纸10万担左右。

“铅山唯纸利天下”③，这是形成河口纸市的一个先决条件。与此同时，河口便捷的水路运输条件更促进了当地纸市的勃兴。河口镇，位于铅山县境北部，信江与铅山河交汇之处，水面宽阔而风平浪静。在以水运为主的古代，它无疑是一处理想的交通枢纽。由此溯铅山河而上可至县境属地各土纸产区；顺信江而下经鄱阳湖则可通达长江沿岸各商埠及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等地。县内主要产纸地石塘、石垅、英将、陈坊、湖坊、杨村、港东等山乡所产土纸概由小船经铅山河或陈坊河运到河口中转；信江上游广丰、上饶、玉山诸地所产土纸亦先运至河口再换大型船只下航；毗邻之福建光泽、崇安等地产纸则先用人力挑运到陈坊、湖坊、石塘、紫溪等地集中，然后经水路运至河口外销。总之，在历史上，无论是铅山本地产纸还是邻地产纸，无论是经销国内还是出口外销，一般均由河口这个码头集散。大量的纸张集散活动繁荣了整个河口地区的经济，加之当时与土纸并驾并驱的茶叶集市贸易，河口便跻身于江西四大名镇之列。至迟从明万历（1573—1619）起，它便成为江南乃至全国商品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樟树药材景德镇瓷，吴城木头河口纸”之说，正是四大名镇的历史缩写。

（二）

纸张包装简单、结实，易于保管、搬运，具有方便远销的特点，故全国商贾纷纷旅河坐地经营。他们与本地纸商互相竞争，不断地推动了河口纸市的发展。

明清两代，“富商大贾挟资而来者，大率徽、闽之人，西北亦间有”④。这就是说，在河口经营纸业的大老板以安徽、福建人为主。民国时期，经营纸业者则以建昌（南城）、徽州（黟县）人为主，临川、金溪人次之。

河口纸商所业，按其经营特点，又有店、号、行、庄之分：

纸店，一般都设有门市部和栈房，零售批发兼营，也有的小店只营零售。“裕兴隆”、“光裕”、“益裕”等都是河口街上创于清末的老字号纸店，知名者还有傅源丰、何衡裕、兆丰、恒裕丰、刘协丰、建和等家。位于三堡街的大纸店“益裕”长年雇用员工十六、七人，购销两旺。规模小的纸店除业主外，仅雇一两名店员，或只有学徒；还有全由业主夫妻经营者，时称“夫妻店”。

纸号，专营批发，不事零售。较大的纸号有“吴志记”、“郭同义”、“祝荣记”、“宝兴盛”、“信大”、“志成”、“厚记”等家。“吴志记”主营关山纸，拥有约20000件关山纸的流动家业。抗日战争前，最大纸号为“罗盛春”。它在河口、石塘各盖有大宅院，屯积、销售纸张甚巨，后停业。“祝荣记”虽开业较晚（抗战期间），却后来追上，成为当时纸商中的佼佼者。业主祝荣高先生早年曾为波阳纸商驻河口的“代庄”人（代为收购、转运纸张者），后在戴家弄赁屋独自开业，由于经营有方而使“祝荣记”逐步发展成为河口镇规模最大、销路最广的大纸号。其时，此号三进房屋层层叠叠堆放的纸块高及楼板，还有大批纸张囤在产地和正在运输途中；店内雇有员工20余人，来自上海、杭州、汉口、屯溪、兰溪等地的水客（即采购员、推销员）平均每天都有七、八百之多，可谓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纸行，代办纸张转手贸易，又称“经纪人”。河口的纸行不多，且为小规模经营，多是山乡槽户将所产土纸寄放其处代销。“卢益大”是河口街上较出名的纸行。

纸庄，专为外地客商收购、转运纸张。民国初期，河口较大的纸庄有“丁正卿”等。那时也有以店“代庄”的，如“益裕”等家纸店就兼办这项业务。

有些纸号、纸店、如旧弄口的“阜成”、二堡街的“源大昌”、金家弄的“景运斋”等，除经销本县所产的大宗土纸外，还自设作坊，以木板水印等工艺制作多种簿本应市。像十行纸、方格稿纸、信封、帐簿、卷宗和小学生描红本等便是一系列的传统商品，其质量不亚于专业性的印刷行业所产。有的纸店则专事红纸或锡箔纸的加工和经销。工字街陆老板红纸店的朱红和水红纸比有名的“浒湾红纸”还鲜艳可人；“吴福春”、“卢建记”、“福全坊”出品的锡箔分金、银二色，有100、200、500张的包装件，还贴有漂亮的商标，销路甚广。

此外，河口还有一批兼营纸张的商店，其业务较大者有经营图书、文具的“世界书局”，经营墨砚的“方开文”，经营印刷的“汪立昌”，经营油脂的“和记”和经营南货、棉布的“万源”等约20几家。“和记”油行主要兼营铅山“京放”和“毛边”纸的批发，并把生意做到了济南、天津一带，销量也大，大宗者竟有三五个火车皮。当时可与之相比的是“万源”。它不仅在河口附设“源兴”纸号大做纸生意，还在贵溪设立分号营纸，并像专业纸商一样派有水客常驻上海坐庄推销。

当然，在河口纸商中，也有不销本地纸品而专销它货的。“同昌福”纸店就是一例典型。此店货源全由崇安“金继美”纸号供应。同时，它以独到的工艺将毛边纸改造为白色有光纸，后又进而改良为红、黄、兰多色有光纸。

纸张销售，按其地点的不同，包装规格的要求、名称亦异，有“申装”、“汉装”、“京装”、“杭装”、“津装”、“徽装”、“宁波装”等等。所售数目是十分可观的，有时是惊人的。如前所述，清中期河口纸市每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到了清末民初在市面流通银元时，鉴于河口纸市贸易依然金额甚巨的情况，当地一些大钱庄甚至发行“申票”、“杭票”、“汉票”等钱票代替银元流通，以招徕生意和方便结算。可以说，自明代以来，销在河口当地的纸张只为总额中的少量，大部份是销往外埠远至海外市场的。这当是“河口纸市通天下”的主要含义所在。据1990年版《铅山县志》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河口镇销往外地的各种纸张达90万件（篓），计18550吨。输出纸张的品种、数量和行销地点如下：

 

品  种	主要输往地	数  量	总重量（吨）
关山、毛边纸 连史纸 京放纸 表心纸 书川纸 放西纸 卷筒纸 黄表纸 毛太纸	江苏、浙江 江苏、浙江 华北、东北 南昌 汉口 上海、华北 南昌 华北 华北、东北	20万篓 10万篓 10万篓 10万篓 5万篓 10万篓 10万篓 10万件 5万件	3600 2200 2000 1700 900 3500 900 3000 750
合    计		90万件（篓）	18550

以上土纸销出河口后，当有一部份转销海外，特别是南洋一带，但具体数量不得而知。但是，民国卅一年（1942）左右，河口“祝荣记”经九江五洋公司向海外一次出口1200篓连史纸的数字却是确切的。这件事说明，到民国晚期，河口纸市虽时非昔比，但仍然通达天下。

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与河口纸市往来的主要商埠除上表中的南昌、汉口和上海外，尚有南京、镇江、扬州、杭州、宁波、安庆、蚌埠、北京、天津、济南、烟台、长春和沈阳等地，本省的鄱阳、九江和杭州、汉口则是河口纸市的主要中转港口。

纸张销售又是直接而快捷的。河口较大的纸商与外埠纸商一般都有业务联系。上海的“怡太”、“恒通”、“福裕安”等纸号，自民初起就是经销、转销铅山土纸的大东家。当客户有所需求时，会来电来函洽购，供方即雇船装运送达；也有的河口纸商自行将货送到某埠，交当地代理行出售；还有的店家派出“水客”长驻一地，于当地和周围商镇推销之。如“傅源丰”就曾有人常驻乐平，联系波阳、景德镇、万年等地业务。与此同时，外埠纸商亦各派“水客”驻河口进购各种纸品。抗日战争时期，河口镇曾一度成为江南的后方和主要商品市场，外地客商旅河经商者日渐增多。其时，有一叫陈吉璋的上海“水客”，与其兄弟常年在河口轮流坐庄收购纸张。无论上海方面需要任何品种、数量包括紧俏纸品，他们都能设法及时得手，且按时发运，被河口纸业同仁称为“通天水客”。

（三）

深入产地备货，讲究商品质量，把握市场行情是河口纸商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基本做法和成功经验，也正是这三者相辅相成地促进了河口纸市繁荣。

深入产地备货。这是河口纸商采购土纸的主渠道。它利于“以销定产”或“以产促销”。其具体做法有派水客到产地收购，谓之“跑槽”；委托当地人代为收购和直接在山乡设槽造纸或与槽户合资开槽等几种。民国初期，河口纸号自行或合资开槽达到50余张。以每槽年产纸150担计，总产可达7500担。自产自销还利于改良纸质和增加品种、规格。如抗战时期，交通阻塞，机制钢笔书写纸匮缺。河口纸商即与槽户合作研制，在毛边纸浆中放入明矾等物，使所产纸张不渗水、不滞笔，具有良好的吸墨性能，不但利于钢笔书写，还可用作铅印书报。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迁至铅山，其所属《前线日报》采用的便是这种纸，故名“土报纸”。还有当时紧缺的香烟纸，也在河口纸商的参与下研制成功。为确保货源，十之七八的纸商采取“放槽”的方法定购土纸。放槽就是向槽户发放货款，条件是所产土纸优先供给放贷者。贷款长期而不计息，纸价可随市价浮动，以往来形式年终结算。一些山区的纸农虽有充足的造纸原料和劳力但缺少足够的资金。因此纸商的放贷就大大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性。至于上述派人到产地收购一事，那不仅仅是“水客”跑槽的问题，还有业主们的身先员工，勤快于事。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而苏区又多在盛产土纸的山乡，这就部份中断了对河口纸市的货源供给，以致纸品短缺。当时，河口有一大纸号的少老板，虽身带残疾，行动不便，却冒险数次秘密进入苏区签约购纸，其所顾纸槽不下100张之数，收购土纸成千上万块。结果，部分缓解了河口纸市的供求矛盾，这家纸号也因之生意大发。

注重商品质量。从纸槽收购的纸张以“块”计量，叫做“槽块”，系半成品，必须经过加工整理，进行改装后方能上市销售。加工改装槽块的过程也就是纸商注重商品质量的过程。具体地说，它共有5道工序：

配号  拆开“槽块”，鉴定质量，分别等级。

检剔  俗称削纸，先将残破多余纸张剔除，照规定减去或补足，按刀折叠后切削整齐。此事为整个加工过程之关键，通常的例规是：将两个槽块合为一件商品纸，每件有12刀。以关山纸为例，原始槽块每块6刀（把），每刀198张。如要加工改装为“杭装”件，就得由纸工从每刀中剔除43张（约原装的四分之一）另作处置，保留155张成刀入件。倘若155张中仍有破损，还得补足。“饶装”件每刀则为195张，仅剔除3张。纸工在检剔上品的“本装”连史纸时，更是全力投入。他们不光要坐下来逐张精选，切削后还要用丝瓜巾擦揩切面，以带出残破，从而保证每刀纸中均不夹杂碎裂或焦黄之货。由此二例，也就可见当时是如何的注重纸质了。

压榨、打捆成件（篓）按成件刀数将土纸置于木榨上压紧后，外包竹箬打捆，然后以细篾片绑扎成件或装入篾篓，使之成为市场包装件。

过去，因加工改装槽块共有5道工序，纸业便将从业纸工称为“五行头”。他们技高一等，多为纸商特聘而来的老师傅或经验丰富的老店员。“傅源丰”纸工饶波涛可在楼上将切好的纸块往楼下乱抛，而后将四散的纸张收拢成刀时，其四方切面还能崭齐划一如初。这在当时尚无机械切纸的条件下，是很不简单的事。

纸件加工改装完毕后，还需用粉石磨光正、反两个断面，最后再打上色印。其正面有“条印”（店家招牌）、“花脑”、“花色”（等级）、“肚印”、“脚印”等，反面则为大字招牌。这种色印兼有广告和商标的双重作用。

因运销地点不同，时有“申装”、“杭装”、“京装”、“汉装”、“徽装”、“饶装”、“省装”等包装。其等级各有称谓，如关山纸，销往杭州的“杭装”，有“班”、“联”、“六”、“部”、“玉”五个等级，其中“玉”为破纸。销往屯溪、安庆一带的“徽装”则称“单炉”、“双炉”、“三炉”等。销往波阳、景德镇、乐平、万年的“饶装”又叫“单魁”、“双魁”、“加魁”等。还有所谓“加圈”（质好）、“加白”（色白）、“加重”（纸厚）之别。真所谓包装严整、等级分明。

把握市场行情。做生意，今天叫“竞争”，过去叫“商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河口纸商是深谙此道的。所以，无论大小店家，均十分重视市场信息。许多商号与上海、杭州、汉口等主要商埠的纸商联系密切，双方几乎每天都以书信或简报形式及时通报行情；有的大商号如“祝荣记”、“吴志记”、“源兴”等还派专人长驻外埠收集市场情报。尽管当时电讯费用昂贵，但为及时获得信息，老板还是不惜使用电报或长途电话。一次，杭州市场关山纸紧俏，价格上涨，“吴志记”委托人于当地收集到有关情况后，即以加急电报通报之。吴老板接电后，即派水客到产地石塘收购。当时石塘纸槽众多，纸源充足，虽当地纸商亦多，但因不知外地行情尚未形成争购局面，因此纸价平稳。“吴志记”正好大量收购（约为800槽块之数）。两天后，石塘纸商才收到杭州来信，但已无货可供，大家只得扼腕叹息。

河口纸商中的一家新号，也正是在四十年代初的一次，因为得知外地锡箔猛然走俏的信息后，从速经营此品而发达起家的。

灵活机动是河口纸商的又一经营特点。为了打入某个外地市场，他们开始普遍采取优质低价的策略，以期站稳脚跟，求得发展。但这样做毕竟利润有限。于是，他们便以顺带“回头货”的办法来补缺拾遗，如运回布匹、煤油、面粉、石膏、棉花、土布、瓷器、苧麻、瓜子等物。有一年，兼营纸张的“万源”商行，将一批纸张运至吉林长春销尽后，就一次性从当地带回了3000匹棉布。由于纸商们的回头货大多是外埠名（特）产，故很受河口市场欢迎。

当然，纸商的经营管理又是多侧面的。其中，亦有不可取者，像“任人唯亲”之类。其时，无论大小纸店，其所设管事（经理）、帐房（会计）、信房（业务）和号馆（质量管理）等职，大多由老板亲属担任；所雇店员和所收学徒又大多为亲友或同乡子弟。

河口纸市从明代崛起，经历几百年后至抗日战争前夕，其间虽有起有落，但总归是因其繁荣而为世所瞩目的。此后，内战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市场萧条，导致纸槽大多停产，纸店相继倒闭，土纸贸易锐减，纸市一蹶不振。建国后，现代工业发展迅速，机制纸张大量生产，广泛应用，土纸因相形见拙而产量甚微，河口纸市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它在推动赣东北直至江西省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方面所作出的可贵贡献将永存史册。

（吴炳全  傅之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