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塘与陈坊、杨村两地同为铅山县三大纸区。石塘关山纸和陈坊连史纸一样享誉全国，名播海外。

一

石塘地处丘陵山区，植被茂盛，竹产丰饶，造纸原料竹丝用之不竭；各种可为纸药的植物如毛冬瓜、鸭屎柴、南脑等取之不尽。山间泉源不断，又为制料抄纸提供了优质水源。而石塘河与古驿道则将当地与外部的精彩世界联系起来，使其纸产销路通畅。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于是纸业乃兴。

二

早在元代，石塘的手工造纸就见于经传。迄明，工艺水平已经很高。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铅书》记载：石塘“纸厂糟户不下三十余糟，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千”为“十”之误——笔者注）人”，纸工有400—600之众。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现存古籍中所发现的关于我国手工造纸的最翔实的一则史料。从中可以看出石塘纸业的规模。当时，每张纸糟“日出纸八把（每把为198张——笔者注），拾有三把为一石”。按农历四月至十一月为石塘纸生产期，即一年240天，每糟可产纸150石。以30糟计，当地每年产纸4500石，计1158.3万张。其中2.6%的上料纸，即30余万张作为奏本的用纸由官府收购，其余全部投放市场。明代的铅山县，正是由于石塘纸业的发达，加上县内另两个纸区——陈坊和杨村的纸产及集散，才使铅山成为我国江南地区的“五大手工业区域”之一，而与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芜湖浆染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一道名重天下。

清代乾、嘉年间，图书事业非常发达，印书制纸的大量需求推动了石塘纸业的进一步发展。其时，从事纸业者竟占当地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三。外地商贾，尤其是山西、陕西商贾，千里迢迢挟资前来石塘收购纸张者不乏其人。纸商们甚至集资在当地兴建山陕会馆，作为交易和寓居之所。山陕会馆虽然毁圮已久，但后起的一些会馆，如饶州会馆、抚州会馆则还存世。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洋纸涌进，石塘纸业才同全国各地的纸业一样每况愈下。

民国初期，欧战爆发，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石塘纸业于是复苏，纸糟增至500余张；关山纸的年销售额达100万（银元）以上。纸庄纸号随之不断增设。石塘街上现存在许多高梁大屋大多是当年纸商们的产业。有名的“复生源”（老板为安徽程氏）、“罗盛春”（南城商人开设）和“金鸿昌”、“天和”、“查声泉”等店的资本均在2.30万银元之上。“复生源”名气尤大，杭州、天津乃至黑龙江均有其分号。北方有的地区，不少纸店都以挂牌经销“复生源”纸品的办法来招揽顾客，而河口街上的一些钱庄则以与该纸号有业务往来为荣幸之事。究其实，还是石塘纸使“复生源”兴旺发达的。

此后，兵事不断，社会动乱，石塘纸业又渐现凋蔽。其间，年景稍好的1935年，当地纸糟也仅为100张左右；关山纸的产量由民国19年（1930）的5万余担锐减至1万担上下。纸糟倒闭，纸工失业，民不聊生，严重影响了当地及全县的经济发展。《铅山县第一届参议会第四次会议铅山县政府提案》中也哀叹：“竹纸为本县大宗特产，产纸区域遍及全境山区。民国二十年前，县境设有纸槽二千三百余所，年产纸张三十余万担，播誉中外，历史悠久。唯年来战事频仍，槽厂多被摧毁，产量顿减其九……若不急图改善，则本县纸业将面临危机、终趋绝灭，关系（于）本县经济之枯荣实有不可喻言”。

解放前几年，造纸原料如石灰、碱等逐日风涨，纸张生产成本日高，纸张价格虽有所上扬，但远不及望其项背。1948年，每块纸的成本高达1326元，售价仅为1200元，亏损额达126元。入不敷出，倒贴血本，槽户只好关门停业。石塘纸业就此一落千丈。

三

石塘纸业源远流长而工艺独到。清代程鸿益所作之《铅山竹枝词》就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铅山纸包括石塘纸的制作全过程。词曰：

未成绿竹取为丝，三伐还须九洗之。

煮罢皇锅舂野礁，方才盼到下槽时。

双竿入水揽纷纭，渣滓清虚两不分。

掬水捞云云在手，一帘波荡一层云。

通过这首竹枝词可以看出，生产一纸张要经过很多道工序，故有“措手七十二，一纸方荡成”的俗谚。

石塘纸工艺复杂，选料精细。纸张不同，制料方法也不一。如京故、表芯等次等纸用的是生料，即用石灰等腌制嫩竹为料。而连史、关山等上等纸则用熟料，即以嫩竹制成竹纸后，还要经蒸煮、漂白等道工序方可下槽抄纸。以石塘关山纸为例。其原料主要为竹丝、稻草，而且必须用一季晚稻的稻草。加工过程基本与连史纸的纸料相同，所不同者仅仅一为天然漂白，一为化学漂白。每道工序都有非常严格的统一要求，如抄纸时，每张纸只能用帘在槽中抄二次半，同时规定，第一次只准抄半帘，即帘床帘皮在槽中没水二分之一的面积就要立即提起，第二、第三次方可抄全帘。这样才能确保每张湿纸厚薄均匀，张张一样。又如湿纸叠在木板上必须角对角、边对边、上下垂直，平平整整，四方四棱，不能偏位，从而保证了压榨后的湿纸仍然厚薄均匀，方正划一。

石塘纸不仅工艺复杂、精细，还“粗细不同，名色亦异”，品种繁多。细洁而白净有上关（山）、连史、京川、贡川和毛边等，次者有黑关（山）、毛六、毛八、大则和中则等；细洁而黄者有广黄、南宫等，次者有黄尖、黄表等，粗而适用者统称毛纸。

关山纸作为石塘纸区名产，用途较广，北方市场对其特别欢迎，在黑龙江、天津以及山西等地，从小学生的练习簿到店家的帐本，用的都是关山纸。民国初期，石塘关山的年销售额达到100万元（银元）以上。有人说，所谓“关山”者，为“关山辽远”之意也。因为产品从石塘运出之后，要出关过山方能到达市场，且去路甚广。又有一说是，“关山”之意即官银一元，作纸一块，故关山纸以“块” 为单位。昔时银元一块，实重七钱二分。运至山西等地，可卖银九钱五分。二银三分的地区差价即是纸商利润。此说孰是孰非，即使石塘街上的老槽户、老纸工也难以讲清。

石塘关山、毛边等纸以“块”为单位，每块六“刀”（“刀”亦称“把”）。块又有槽块行块之分。槽块是出厂后交售给纸商时的计量单位。两块合成一件，两件为一担。纸商购得槽块后，再重新整理、加工，这就是行块。若运输路程较远或纸商有求，包装时还进行特殊处理。

连史纸出厂时则以担为单位。每担两捆，每捆12刀。整理加工后成为“件”，每件15刀，两件为一担。因纸质相当薄嫩，故运输前更要包装牢固。

无论是哪种石塘纸，均以不同的销售地点、包装规格冠以不同的名称，如申装、汉装、京装和杭装等。销往杭州的杭装，每行块为6刀，每刀仅155张纸，而销往波阳等地的饶装，每刀则有纸195张。

 四

石塘纸以外销为主，一为当地纸商主动外销，一为外地纸商前来贩运。

明代，其外销路线分东西两条。东路顺石塘河沿铅山河而下，再逆信江而至上饶，然后转运杭州、上海等地。西路沿石塘河、铅山河顺水而下，经信江西去，经鄱阳湖至九江等地，或由鄱阳湖出湖口至汉口，再由汉口南销长沙、广州及南洋各国，北运天津、北京，东销芜湖、南京等地。

清代起，明代形成的东、西两条运销路线已退居次要地位，大部分纸产通过一条以河口镇为中心点，贯通中国南北的国际商路销往全国各地和国外。该商路向北的走向为：由河口经九江、武昌、樊城、张家口，越内蒙，经蒙古，直抵俄国的西伯利亚；向南则从河口经鄱阳湖，溯赣江而上至赣南，然后越南岭至广州，再出口南洋各国。

民国时期，石塘的纸张贸易总趋向是逐步低落，但象倒千斤骨，与其他地区相较，仍然是相当可观的。即使是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石塘的关山纸仍然是一些巨商大贾所关心的商品。当时，关山纸在石塘每件300元（关金）左右，运至杭州即可得2倍以上的利润。由铅山至淳安的卡车和富春江的帆船上，装运的商品大多是石塘关山纸。1942年还出现过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纸贸佳话：当年浙赣会战时，在上饶、玉山的转运行途中，成件的关山纸不知损失多少，令多少纸商纸贩揪心顿足。然而有一查姓纸商，运出大批关山，战后杳无音讯，以为已损失殆尽。但不久收到上海商行来信，言该项纸张已全部抵沪。货缺价高，已代脱手；汇款不便，转购布匹。讵料战后物价特高，布匹尤甚。查姓商人的幸运实在是可得而不可求。

民国时期，石塘造纸厂生产的毛边、关山等纸，运往外地销售时都要打上“江西铅山石塘造纸厂”的珠红钤记。其中“石塘”二字稍有歪斜。建国初，石塘一批关山销往香港。运达后，商家拒收，认为是假冒产品，原因是当时的纸厂办事人，认为原钤记上的“石塘”二字歪斜不美观，遂重新雕刻了一枚“江西铅山石塘造纸厂”的印章加盖于上。香港商家不明真相，故而要求退货。后经致书说明，此批纸张才被全数收入。由此可见石塘纸张之名气在香港等地确实不同一般。由于有了这次教训，石塘外销之纸，便一如既往使用老印章钤记了。（ 田  声）

（责任编辑：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