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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是上饶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要推介上饶的茶文化不能不说到陆羽，然而说到“陆羽在上饶”这个话题，我们却没有多少话可说。究其原因，客观上是现存资料非常之少，即使是在少量的资料中，也是众说纷纭，其中不乏谬误。从主观上说，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还做得不够，以至于这次编撰《饶信之美——上饶文化珍摄》一书，在“茶文化”篇章中想录选一篇较为详尽介绍陆羽的文稿，却未能如愿。鉴于此，笔者在近半年多时间里，对“陆羽在上饶”这个课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究。

据清道光年间编的《天门县志》记载：“或言有僧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蓄之。”，清版《广信府志·杂记》中也有简略的记载：“传复州雁桥乃竟陵龙盖寺僧得羽处，初见群雁翔集，复小儿于下，僧史钟师得而育之，欲为弟子。”这“湖畔”，就是复州竟陵的西湖畔，这个婴儿，就是3岁的陆羽，这个僧，就是竟陵龙盖寺主持、唐代名僧智积禅师。寺庙非育婴之处，据考证，积公曾将弃婴托养李老家。“及长，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因而取陆为姓，以羽为名，以鸿渐为字。童蒙时代，陆羽在李老家接受儒学的启蒙教育，9岁时回到寺庙，在积公身边作童役，抄写经文，侍候积师。积公嗜茶，陆羽受其熏陶，很小就感受并学会煮茶等茶艺之道。积公很想将陆羽剃度为僧，然而陆羽却说：僧人“终鲜兄弟，无复后嗣，染衣削发，号为释氏，使儒者闻之，得称为孝乎？”陆羽以僧人少兄弟，无后嗣，不符合儒学孝道为由，断然拒绝了师父，这番言语激怒了积公，由是罚其为贱役，终日洗厕刷墙，割草放牛，备受鞭苦。生活的艰苦折磨他尚能忍受，使他不可容忍的是没有书读，他曾叹道：“岁月往矣，奈何不知书！”因此，在11岁时逃离寺院，匿身于杂耍戏班，充当丑角，并编写剧本，“作诙谐数千言”。尔后又撰写了《谑谈》三篇，广受好评。

据《新唐书·李齐物传》记载：唐天宝五载（746年）李齐物因“坐与李適之善，贬竟陵太守。”李齐物的到来，成为陆羽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在一次聚饮中，李齐物看到陆羽精彩的表演，“异之”，对其才华和抱负深为赏识，旋即赠以诗书，并荐其前往隐居于火门山邹夫子处攻读深造。这一去就是七个年头。七年中，他如鱼得水，畅游于“经史子集”的广阔深渊的知识海洋中，至天宝十一载（752年），陆羽便学成名就，文冠一邑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印象：一是陆羽自幼备受坎坷磨难，造成了他不畏艰难，百折不回的性格；二是他天资聪敏，酷爱读书，无纸写字，便“以竹画牛背为字”，“或时心记文字，懵焉若有所遗。”如此勤学苦练，为他今后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他胸有大志，“羽将校孔圣之文”，并能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锲而不舍，矢志不渝；四是他富有主见，并能当机立断，在紧要关头作出正确的抉择。逃出寺院，习研戏艺，这是陆羽在人生道路上作出的第一个重大抉择。

在陆羽这段经历中，有四个人物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智积禅师，据《纪异录》载，唐代宗（762—779年在位）时，曾召积公入宫，赐以特殊礼遇，可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广。是他对陆羽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使陆羽领略了佛学和茶道，这使陆羽终生受益匪浅。第二个是李公，原籍湖州，乃饱学儒士，做过官，后隐居竟陵风景优美的西湖之畔，是中唐“女中诗豪”李冶（又名李季兰）之父，他以儒教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等内容，对陆羽施以启蒙教育，陆羽不为僧侣，而择儒家之道，与李公的教诲是密不可分的。第三个是李齐物，他是唐太宗同宗远房侄子。“天宝初，擢累陕州刺史，后迁河南尹，”在担任了竟陵太守之后，回到京都，迁京北尹，太子太傅，兼宗正卿。卒，赠太子太师”。由于他的赏识和推荐，改变了陆羽的命运，以后回京，他又荐举诏封陆羽为“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而陆羽却“不就”，他选择了“隐逸”，此是后话。在这里须指出的是，历来的论著多强调是李齐物使陆羽的命运发生了转折，而忽略了陆羽自身的因素，试想：如果陆羽不逃出寺院，如果陆羽没有匿于戏班，专心习研戏艺，如果陆羽在演出中没有卓群的演艺及胆识，用今天时髦的说法，如果陆没有一个有准备的头脑，他的命运定将改写！第四个人物就是邹夫子，是他多年谆谆教诲，将一个小伶人，培育成学富五车的才子，是他为陆羽插上腾飞的翅膀！这只羽毛渐丰的鸿雁，从火门山出发，要飞出竟陵，在神州四处翱翔！

天宝十一载（752年），礼部员外郎崔国辅贬为竟陵司马，陆羽慕崔国辅之名，揖别邹夫子，与崔结下了忘年之交。崔常邀陆羽一起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文，陆羽得其指点，学艺大有上进，与崔相交的三年，他逐步确立了致力于茶学研究的志向，这是陆羽在人生的道路上作出的第二个重大抉择。崔知其心迹后，毅然相赠白驴、乌封牛和文槐木书箧，助其踏访各地茶情。于是陆羽远涉巴山峡川，遍访剑南八州产茶区，逢山驻驴问茶，遇泉下鞍品水，四处收集茶之样品，锦囊满获第一手资料。

至德元载（756年），由于安史之乱，陆羽随难民流过长江，遍历湘、赣、皖、苏、浙等数十州，考察、搜集了大量采制的茶叶资料。于上元初年（760年），抵达盛产名茶的湖州，在风景秀丽的苕溪隐居，潜身研究茶事，先后与妙喜寺诗僧皎然、湖州刺史颜真卿、女冠李冶等结为挚友。陆羽以湖州为中心，继续对诸多茶区进行徒步调查。“荆吴备登历，风土随编录”、“野中求逸礼，江上访遗编”，在广泛调查、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开始《茶经》的著述。皎然是一位阅历广、造诣深的诗僧，他爱茶、知茶、识茶趣，写下许多饶有韵味的茶诗。陆羽与他诗文唱酬，成为“缁素忘年之交”。他在《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一诗中写道：“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诗中写得清楚，他与陆羽坐探茶艺，并倡导“以茶代酒”的品茗风气。皎然十分关注陆羽写作《茶经》，当他看了书稿后，当即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建议陆羽深入茶山，亲自参与栽培、管理、采制等茶事，自此，陆羽多次修改补充，使《茶经》日臻完善。为让陆羽有个安静的写作环境，他于大历三年（768年）建造了苕溪草堂，供陆羽定居写书。仔细探究皎然寻访陆羽的多首诗，从中可窥见，皎然对陆羽的《茶经》关注及付出的心血。

建中元年（780年），经过长达二十八年的筹划，经过徒步三十二州无数个茶区的深入调查，经过数易其稿的精益求精，陆羽终于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付梓出版。《茶经》共七千多字，分十章：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道；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茶经》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栽茶、采茶、制茶、饮茶、茶之产地、品质及水质之优劣等各个方面，在制作工具和器皿的运用方面，不仅说明了技术问题，而且也说明了文化的演变和区别。

《茶经》是对唐茶文化发展成就最好的总结，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成就。宋师道为《茶经》作序写道：“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高度评价陆羽在中国茶叶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事实上自780年《茶经》一经问世就引起世人的注重，人们纷纷传抄传颂，仿照陆羽所言方式煮茶饮茶。封演在《封氏闻见记》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之盛况：“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笼统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兴。”《茶经》的问世，使茶叶生产、茶叶贸易、饮茶习俗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普及开来。在陆羽直接指导下，湖州首开贡焙，生产皇室专用茶饼。建中三年（782年）朝庭开始征茶税，茶叶正式成为国家统管的经济作物。《茶经》的问世，使茶这种物质存在，升华至文化艺术的精神范畴，使饮茶这种日常行为，上升为艺术创作和艺术享受的文化活动。《茶经》宣告了中国茶文化的确立。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陆羽只是个因写《茶经》，被后人尊为“茶圣”的茶叶专家。殊不知，陆羽在世时是以隐士和文人而名重文坛，受尊于世的。“以文章进身”的权德舆，在为陆羽萧瑜诗集作序中写道：“太祝陆君鸿渐，以词艺卓异，为当时闻人”。这里用“卓异”、“闻人”两词来表述，充分说明了陆羽的著作新奇出众，不同凡向及陆羽本人声名远播，广受拥戴的景况。事实上，早在火门山深造时，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据记载，崔国辅在贬竟陵前一年，杜甫献《三大礼赋》，唐玄宗奇其才，诏试文章，命崔国辅为试文之官，可见崔才学之高，名望之重。崔抵竟陵后，能与陆羽“游处凡三年”、“谑笑永日”，从中也可以看到，陆羽在其心目中的份量，此其一。其二，陆羽在中年时被诏封为“太子文学”，也是以文学上的造诣和建树被朝廷所器重的。其三，陆羽不但在撰写《茶经》前，就以文人著名，就是在《茶经》风靡全国后，以至到了陆羽晚年，他还是以文人著称于世的。如权德舆在序中所记：陆羽从信州（今上饶）移居洪州（今南昌）时，“凡所至之邦，必千骑郊劳，五浆先馈”。为什么社会上能给陆羽如此隆重的礼遇？不为别的，就是因他“词艺卓异，为当时闻人”，还是因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使然。

在《全唐诗》中，收录有陆羽的诗歌两首：《六羡歌》、《会稽东小山》；诗句三句：《玩月辟疆园》、《海录碎事》和《题康王谷泉》等各一；散存他人名下的陆羽联句，计十四句：《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水堂送诸文士戏赠潘丞联句》；《又溪馆听蝉联句》；《三言喜皇甫曾侍御见过南楼玩月》；《七言重联句》；《秋日卢郎中使君幼平泛舟联句》；《连句多暇赠陆山三人》等。

在《陆文学自传》中，陆羽对其诗词，只列举了有代表性的二首：安史之乱时所写的《四悲歌》；刘展反江淮时所作的《天之未明赋》。这两首诗，“皆见感激当时，行哭涕泗”，在社会影响很大。至于撰写的书稿，录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三卷。《陆文学自传》撰写于上元二年（761年），文中说明这八种著作“并贮于褐布囊”，表明尚未出版。

陆羽博学多闻、辞情逸丽，一生著作颇丰，上述诗文和书目，决不是陆羽著作的全部，而只是千百存一。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说：陆羽“著书颇多”，“岂止《茶经》而已哉，然其他书皆不传”。以诗为例，现流传下来的陆羽友人刘长卿、颜真卿、皇甫曾、皇甫冉、戴淑伦、权德舆、孟郊、皎然、李冶等赠寄和酬答于他的诗篇尚有数十首，与陆羽现存诗篇的数目相比，差距相当大。《陆文学自传》撰写于上元二年，即陆羽28岁时所写，说明所列二首诗及八种著作只是陆羽28岁之前的代表作，而陆羽28岁以后的著作还相当之多，如《韵海镜源》有三百六十卷，陆羽参与编纂，也应是编撰者之一。另外，据研究陆羽的专家、学者的搜集，陆羽的有关资料尚广泛散布在某些诗集、文集、笔记和方志中，如诗集尚有：《陆羽崔国辅诗集》；《渔父词》，系陆羽及颜真卿、徐士衡、李成矩共和张志和“渔父词”集成；《陆羽移洪州玉芝观诗》，原集佚，今在《权载之文集》中唯存权德舆《箫侍御喜陆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观诗序》。

第一种说法显然是错的。如果陆羽是在上元初（674年）来饶的，时年按25岁计算，他的生年就应推算为650年，那么陆羽享年为154岁，这显然有误。其次，用“上元初（674—676）”来表述也是错的，因为上元年号只有二年，到了676年，就是儀凤元年了。第二种说法也不准确。只有第三种说法符合实际。陆羽来上饶的原由为：建中三年（782年），“李希烈反”，唐皇室翮曹王李皋由“湖南观察使”“迁江西节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章（今江西南昌）”，陆羽和好友戴淑伦随其来至豫章。次年（783年）受信州刺史姚骥相邀，陆羽从洪州来到信州。因此，陆羽于建中四年（783年）来到信州，是合情合理、合时的。至于离开信州的时间，我们可以从权德舆《萧侍御喜陆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观诗序》中看出端倪，按诗序所记，陆羽与萧侍御萧瑜在上饶时，“相得欢甚”。后来萧瑜任洪州刺史，陆羽又由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观，相互应随。该诗序还说到，“侍御唱之，太祝酬之，法曹（崔载华）和之”三篇，并还寓有为他们以后“继而和之”作序之意。据有关资料推测，这本诗集大致刊于贞元三年（787年）左右，因为据权德舆和萧瑜的有关史料，他们共同移居洪州的时间，就是这一年前后。因此，这也是陆羽由上饶移居南昌较为可靠的时间。

其一，是信州刺史姚骥盛情所至。建中四年（783年）的陆羽，一方面因“词艺卓著”而扬名，另一方面因《茶经》已付梓三年，极大地推动了茶叶产业的发展和饮茶习俗的普及，更使得他声名远播，“刺史姚骥久慕其名”，便至洪州盛情相邀。陆羽抵达信州后，姚不但“频就访焉”，还为其在广教寺的山舍旁修建花园。四年后，陆羽要离开信州前往洪州，“凡所至之邦，必千骑效劳、五浆先馈”，这“所至之邦”，当然也包括信州治下的铅山和弋阳。凡此种种，都可以窥见姚骥对陆羽情之深、意之切、礼之重。关于姚骥其人，被誉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著名诗人卢纶在《送信州姚使君》一诗中是赞颂有加的，认为姚骥是一位勤政为民、颇受群众拥戴的官，“几日政声闻外户，九江行旅得相欢”。姚骥的为政为官为人，口碑都不错。

其二，上饶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十分便捷。唐乾元年（758年），时任江淮运转使的元载，上奏朝廷，称上饶“川原蔓运，关防襟带，宜置州防。”由此得知，即当时上饶在军事上属于关防要地，影响重大，故应置“州防”。从区位上看，上饶是“江东望镇也，牙闽控越，襟淮面浙，隐约为要冲之会。”这个“江东望镇”、“要冲之会”必然是交通便捷之地，据《上饶地区志》记载：“远在西周初，洛阳至广州通京大道途经上饶，是周、秦至明、清中原通往海外的官商大道。秦、汉开通郡府间驿道，唐、宋基本形成干线道路网。南方诸候及外国朝贡、军事征战，以及闽、粤、赣、湘、鄂等地商贾贸易多取道上饶”。从水运上看，信江流经信州治下的玉山、上饶、铅山、弋阳，向西流向鄱阳湖。鄱阳湖与赣江、信江、抚河、修水、饶河等五大水系贯通，并吞吐长江。往东，经玉山县抵达浙江常山县，可抵钱圹江上游，通过该江可直达江、浙等地方。因此，上饶成为“浙、赣、皖、湘、鄂、苏、粤、闽8省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便捷的交通当然是陆羽十分看重的，作为诗人，他要游览名山大川，需要便捷的交通；作为茶学家，他要深入茶区品茶鉴水，也需要交通的便捷。

其三，上饶山川秀美，风光旖旎。大自然仿佛对上饶特别青睐，慷慨地将众多的秀丽山川镶嵌在这块土地上。她的东面，三清山和怀玉山像一对孪生姐妹，联袂玉立。三清山集雄、峻、秀、奇等绝景于一身，是道教名山，被誉为“江南第一仙峰”。因玉京、玉华、玉虚三峰峻峭挺拔，如道教鼻祖玉清、上清、太清列坐其巅而得名。东晋升平年间，著名道教理论家、医药学家葛洪在此结庐炼丹，使雄峻融和了仙幻，奇秀蕴含着玄妙。怀玉山奇峰簇拥，飞泉泻银，古称“山灵之窟”，以唐僧志初于山中得美玉而命名。在“天然盆景”圭峰，所有的奇峰巨石都与各种形态的龟酷似，唯俏唯妙，享有“风光天下稀”之赞誉。在道家称为“天下第三十三福地”的灵山，山上有养真岩，为东汉桓帝时郎中胡昭隐居处，石人峰下，有唐德宗时所建的石人殿。上饶北面，鄣公山龙蟠虎踞，云蒸霞蔚，被《山海经》称为“三天子都”。上饶的南面，武夷山巍然盘亘于赣闽交界之处，主峰黄岗山高耸云霄，为“江西第一高峰”。葛仙山是三国时期的名道士葛玄修炼、传道、羽化之处。上饶的西面，鄱阳湖碧波浩瀚，水光潋滟。

在名山大川间，在幽篁古树下，散布着众多古刹名寺：创建于唐肃宗时的广丰博山能仁寺，被誉为“天下第二丛林”，历代佛界巨擘汇聚，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定的地位。铅山峰顶山慈济寺，始创于唐大历十一年（776），唐德宗、宪宗先后二次赐额“慈济寺”，是信州历代首庙。玉山普宁寺系唐总章年间（668—669）丞相阎立本舍宅创建。鄱阳荐福寺创建于唐开元年间（713—741），是鄱阳、德兴、余干、万年诸县佛教活动中心。所有的这一切，怎不为陆羽这个嗜茶的诗人所向往所钟爱所倾情。

其四，上饶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据《上饶地区志》记载：“区境茶叶生产‘始于唐，盛于宋，浸淫乎有明’。陆羽著《茶经》载：歙州茶‘生婺源（今属上饶辖）山谷’”。上饶全境处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全境地貌以丘陵为主，海拔绝对高度低于500米，相对高度低于200米的丘陵，有1.44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3.3%，这种气候和地形地貌，十分适宜茶叶种植。上饶地处江西的东北部，她东邻浙江，北挽安徽，南揽福建，浙江、皖南、闽北都是盛产茶叶之地。白居易在《琵琶记》中介绍了琵琶女之丈夫，“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明在唐代浮梁就是远近闻名的茶叶市场和茶叶集散中心，这个浮梁，唐属饶州（今鄱阳县，属上饶市辖）所治。上饶作为一个产茶区，与赣、浙、闽、皖著名茶区，著名茶叶市场的紧密联系及所处重要地位，是吸引陆羽在上饶长住四年的重要原因。

其五，上饶物产富庶，文化昌盛，民风淳厚。唐代诗人王驾在《社日》一诗中写道：“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这里反映的是铅山境内鹅湖山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物产富庶，文化昌盛，民风淳厚的境况，鹅湖山属信州治下，距上饶县城仅40公里之遥，山区尚如此，可想当时的州治所在地上饶的富庶和昌盛了。关于上饶的富庶，卢纶在《送信州姚使君》也有描述：“楚国上腴收赋重”，信州地处吴头楚尾，这里所述“上腴”，乃是上等的丰腴之地，不仅因为稻梁肥，还因为“铜铅满穴山能富”，铅山永丰铜铅矿资源丰富，早在西汉元鼎二年（前115）即已开始采掘。明万历年版《铅书》载：“晋泰始年间，铅山产铅及铜，置两场”。宋绍圣年间，“尝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绍圣二年（1096），年产铜38万斤。农业、畜牧业、茶业、矿产业的进步，导致运输业，餐饮业和商业的兴旺繁荣，因此卢纶称信州为“上腴”之地，并非溢美之辞。正因为“上腴”，才有“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景象。为搞“社日”这种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直乐至桑拓影斜，狂欢之尽情，可见一斑。为搞“社日”活动，家家户户“半掩扉”，民风之淳厚，也可见一斑。生性崇尚自然纯真的陆羽，很为上饶的民风所吸引。

其六，上饶社会相对稳定，使历经战乱颠沛流离之苦的陆羽，找到了一处休养生息的理想港湾。大唐帝国自“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后，达到鼎盛时期，但到玄宗后期，由于安史之乱，使盛唐渐趋衰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既深刻地揭露了当时贫富悬殊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北方广大百姓深受兵荒马乱的战乱之苦。陆羽在《四悲歌》中恸哭泣血写道：

公元779年，唐德宗即位，改祖庸调为两税法，为图裁抑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因而连年用兵，但皆无成效，反而造成多处反叛，在782至784几年之间，就出现李希烈、朱泚两次叛乱。另一方面因征收间架税，除陌钱以筹军资，造成“民间骚然”。这种做法，使南方的信州也受到影响，“楚国上腴收赋重”，卢纶也真实地反映了唐德宗在位时收缴赋税之重。但相比北方的战乱，南方相对安稳。陆羽是因“李希烈反”而随嗣曹王李皋迁至江西的，到了信州，所见所闻是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社会相对稳定，百姓丰衣足食，这是陆羽决定在信州长住历史背景方面的因素。

陆羽抵达上饶后，寓居何处呢？据清版《上饶县志·寓贤》载：“寓居信城北三里”。据《上饶地区志·人物》载：“寓居信州城北广教寺。”关于陆羽选择城北广教寺寓居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陆羽喜好隐逸，择寺而居，是他一惯的做法；二是广教寺地处城北三里的小山坡上，这里地势高，登高望远，风光尽收眼底：背后，依傍着青山叠翠、飞瀑高悬的灵山；举目前望，信江婉延流绿、穿城而过；东面，琅琊山树木青葱茂密，青山与城郭倒影入江，真所谓半江青山半江城；西面，信江与丰溪交汇，形成宽阔的江面，江水缓缓流向远方。如此秀美的风光，怎不令陆羽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三是广教寺虽然地势高，但地形却属丘陵，小山坡地势平缓，东麓有一小溪，由北往南绕坡而去，非常适宜种茶，据志书记载：陆羽“在此傍山建舍，环舍种茶，凿井蓄泉，悉心研究茶事”。到了信州，还是难以舍弃他毕生的嗜好，茶，已融入了他的生命，流进了他的一腔热血中去了。

关于陆羽寓居上饶四个年头的行踪和业绩，相关志书仅作了简单的记载。据清版《广信府志》载：“府城北茶山寺，唐陆羽营寓其地，即山种茶，凿石引泉……其泉似井而傍山，色白味甘，是为乳泉。土色赤，又名胭脂井。后世称为‘陆羽泉’”。又据清版《上饶县志·寓贤》载：“陆羽寓居信饶北三里，自号东岗子。性嗜茶，环居多植茶，因号茶山。刺史姚骥钦慕其风，频就访焉。”“于所居，凿沼为溟渤之状，积石为嵩华之形”。

信息之一：艺术地概括了新开山舍的位置，形状及建筑布局。新开山舍傍岩而建，关于她的形状，孟郊用一“惊”字来发端，孟郊为何吃“惊”呢？其一，他惊诧这所山舍竟那么酷似武陵的一处房舍，简直疑是武陵移居而来。武陵，晋郡名，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市。是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桃花源所在地。这里透露出，陆羽与孟郊曾在武陵有过情谊深厚的交往，同时也透露出，上饶新开山舍是陆羽亲自设计的，只有陆羽和孟郊才见过武陵房舍的形状，这种源自桃花源房舍的风格与陆羽隐逸之风是贴切的，它崇尚自然，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体现了陆羽审美的情趣与追求。使孟郊吃惊的第二个原因，是新开山舍规模之大、设施之完整。除了山舍外，这里还建有贮存着无限风光的观泉亭，开凿有色白而味甘的胭脂泉，栽有几竿青竹，各色花卉，加上一片茶园，碧湖、假山等，可以说整个构筑范围颇大，格调颇为高雅。

信息之二：生动地描述了陆孟两人吟诗作赋相互酬答的情景。“啸竹引清吹，吟花成新篇”。啸歌青竹，一个“啸”字，把情感的激越澎湃表述得淋漓尽致，对茶吟颂，又是何等的优雅潇洒。我们眼前仿佛看到了两位诗人或坐于亭间，汲水胭脂井，烹茶观泉亭，一支清香，两盏绿茶，品茗论道，不亦乐乎；或徜徉于曲径，观赏碧水涟漪，任凭竹叶拂面，捕捉心灵深处的创作灵感；或穿行于茶丛间，以茶拟人，顿悟人生之真谛……关于陆羽和友人游聚中的情形，唐皇甫冉在《送陆鸿渐赴越》的诗序中，就讲到陆羽在皇甫冉家小住时，两人在一块“究孔、释之名理，穷歌诗之丽则”。孟郊与陆羽是否也谈及这些话题呢？笔者认为，应该也有涉猎，因为新开山居紧邻广教寺，寺庙的晨钟暮鼓，悠悠传来，在这样氛围中，言诗，也论儒佛是很自然的。孟郊生于天宝十年（751），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隐居嵩山，近50岁中进士，任溧阳县尉后，仍不改浪漫之天性，照常游山览水，以至于公务荒废，知县只得将其官俸一分为二，特聘一人代职。陆羽与小自己18岁的孟郊为何能结成忘年交呢？一是爱好追求相同；二是看重孟郊为人和才华。孟郊与贾岛齐名，有“郊寒岛瘦”之说，实则其创作成就远超过贾岛，极为韩愈所推重。因此，陆孟会诗信州，可论及的话题应该是广泛深刻的，可惜这些都没有记载下来，甚至连两人相互酬答的诗稿也未能留存，真乃一大憾事。

信息之三：高度评价了两人的情谊。“乃知高洁情，摆落区中缘”。区中，即人世间。陆孟的情谊，是超凡脱俗的，是高尚纯洁的。岂止是对孟郊，与所有朋友相交，陆羽都赋以“高洁情”。吕维新先生指出：“陆羽长期与名僧高儒结交，含英咀华，品茗论道。佛家讲功德，儒家讲道德，他创导的茶道，把两者融为一体，使茶道存在雅志养德，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情操”。在为人处世上，陆羽严肃笃信，“闻人善，若在已，见有过者，规切至忤人”，“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真诚守信至极。陆羽淡泊名利，坦率豁达，不喜送往迎来的俗套，与陆羽相交甚笃的诗人刘长卿曾诗赞陆羽：“处处逃名姓，无名也是闲”。皎然《赠韦早陆羽》云：“只将陶与谢，终日可忘情。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皎然将韦陆二人比作陶渊明与谢灵运，与之相交，终日忘情，评价何等之高。无独有偶，陆羽的挚友、被刘长卿赞为“女中诗豪”的李季兰，在《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一诗中写道：“昔去繁霜月，今来苦雾时。相逢仍卧病，欲语泪先垂。强劝陶家酒，还吟谢客诗。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时”。在这里，高尚纯洁之情、真诚自然之谊跃然纸上。李季兰、皎然与陆羽一样，一个是“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时”，一个是“处处逃名姓”，一个是“逢人懒道名”，其个性率真若此，大有陶渊明“我醉欲眠，卿且去”的真性情。

信息之四：透过该诗，我们还可以了解到，陆羽在上饶是过着隐而不隐的生活。说隐，是他不愿为官，不喜扬名。建中二年（781），就在陆羽来信州的前二年，唐德宗赏识其才，诏封他为“太子文学”，他不就职，后又改任为“太常寺太祝”，复不从命。陆羽为何二拒诏封呢？从其写的《六羡歌》中，可找到答案：“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晚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名利地位富贵荣华，对陆羽来说，视之如浮云，他怎会羡慕，使它千羡万羡的是故乡的西江水，他羡水纯洁清莹的品质，他羡水流无定形的行踪，他羡水静动自若的性格，他羡水不求于人却为人尽力的奉献精神，水，不就是陆羽一生的写照吗？隐逸，是陆羽必生的追求，隐逸，是陆羽在人生道路上作出的第三个重大抉择。但时至783年来到信州的陆羽，却是想隐而隐不了啦，他辞官不就，更引起朝野的尊重和敬仰，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等慕名纷至沓来拜访，他怎么谢绝得了？孟郊来访，有诗为证，其他各色人等来访，有新开山舍为证。

陆羽一生遨游湖海，揽胜山川，抱道潜身，终生未娶，孑然一身，为何要构筑如此规模及格调的山舍呢？不是为了享乐和排场，确实是接待宾客的客观需要。如果在宾客盈门、接踵而至的情况下，继续寓居广教寺，势必影响佛门的清静和正常活动。鉴于此，我们不妨推测，新开山舍是广教寺出资为陆羽所建。这只是表层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饮茶与禅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写道：“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713—756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756—780年）遂多，建中（780—784年）以后盛矣”。建中以后饮茶大盛，恰恰是陆羽来上饶期间。那么中国茶文化为什么会兴起于中唐呢？北京大学教授滕军认为，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兴起于开元年间的禅宗大力提倡饮茶所致”。封演在《封氏见闻记》中写道：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初唐时并不饮茶的北方人，在学禅的过程中接触到茶，并且随着禅的大兴而普遍饮起茶来。为什么在开元年间就已兴起的茶在几十年之后的建中年间才得以太兴呢？滕军指出：“这也与中国禅宗在安史之乱（756年）以后大兴有关联。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日趋腐朽，兵灾相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禅宗宣扬‘顿悟成佛’，向人们倾销去‘天国’的门票，这尤受遭受安史之乱祸害最深的中原人民的欢迎。于是禅教大兴，随之饮茶亦大兴”。茶文化兴起于中唐的第二个原因，是“陆羽著《茶经》大力鼓吹饮茶所致”。

据此，可以推想：在建中以后禅教大兴随之饮茶也大兴的大背景下，中国第一部《茶经》的作者，茶文化的创立者陆羽来到了信州，并且寄居于广教寺，对于广教寺来说，是何等荣耀何等欣喜何等重大的事情！广教寺是禅教中的一员，当然与信州饮茶的大兴有着密切的关系，建中四年，一位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茶学专家，并且是为皇上所赏识的大儒莅临广教寺，这种优势资源安能闲置，广教寺抓住机遇，做了两大决策：一是借陆羽的知名度，打造广教寺的品牌。为陆羽建造山舍就是重要一招，山舍命名为“陆鸿渐宅”，极其响亮且极富感召力。事实证明，广教寺的主持是有眼光的，“陆鸿渐宅”不仅在唐代，而且在唐以后的历代都成为上饶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广教寺本身，也由于陆羽的寓居而改名为茶山寺。二是种植了大片茶叶，向陆羽学研茶事。历代地方志都说是陆羽“环居种茶”，却忽略广教寺的作用，广教寺在“种茶”中至少担负了出地、出资、出劳力的重任。如果没有广教寺的积极参与及支持，“环居种茶”是不可能的，陆羽在其他地方寺庙寓居时，没有“环居种茶”一说就是明证。当然，“环居种茶”也是陆羽的最想，一方面，他要继续深入研究茶事，“环居种茶”就是理想的科学试验田；另一方面，他要把自己《茶经》中提出的理论在信州广为推介，“环居种茶”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据考证，陆羽在绍兴就曾采过“越江茶”，督制茶叶，当时有青年茶工向他学习品茶。到了信州，由于民风淳厚，百姓憨厚好客，他更会这么做的。在慕名来访的新朋旧侣中，一定还有前来学习茶技茶艺的嗜茶者及种茶、制茶者乃至茶商。我们应该对“环居种茶”给予高度的评价，借用现在时髦的说法，这是陆羽与广教寺联手打造的一件获得双赢甚至多赢的好事快事，对上饶整个地区茶叶的种植、制作及茶艺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重大的影响。

茶与水关系密切。陆羽在信州期间，遍访名山大川，深入品泉鉴水，这是他在上饶第四方面的行踪和业绩。他一共确立了三处名泉（水）：一是在信州，陆羽亲自凿石引泉，该泉“色白而味甘”，是为乳泉，陆羽评其为“天下第四泉”，后人称“陆羽泉”；二是在弋阳县，陆羽探寻得一处佳泉，据《广信府志》载：万寿泉在弋阳城北，煮茶味隽永，陆羽评为“第四泉”。三是在余干县，陆羽探得市湖的越水为天下第二水，据《余干县志》载：市湖“有越水……味甘且重，唐陆羽取水煮茶，品越水为天下第二水”。

在这里，笔者要为余干的“天下第二水”作一重要的更正，即：余干的越水应该是天下第一水。据清道光版《余干县志》载：“按欧阳永叔《太明水记》云：‘羽所说二十水，庐山康王谷水第一，无锡惠山石泉第二’。刘伯刍云：‘羽为李季卿论水，次第有七品。杨子江为第一，惠山石泉为第二，皆不及余干之越水’。又考《茶经》云：‘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慢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多汲者’。初不著次第，而此水质重而傍山，色白而味甘，殆乳泉乎，故仍前志曰越水，不当以‘天下第二水溷之’”。1991年出版的《余干县志》大概是以上述这段文字中“不当以天下第二水溷之”，而将越水定为“天下第二水”的，而且还说是陆羽品定的。其实这是误解，细解上面这段文字，至少有二处说越水是“天下第一水”的意思：一处是“羽为李季卿论水，次第有七品，杨子江为第一，惠山石泉为第二，皆不及余干之越水”。第一和第二都不及越水，很明显，越水就应该位列第一。另一处是“不当以天下第二水溷之”。这句话颇费解，重要的是两个字，“当”和“溷”如何解，在这里，“当”作“应该”解。“溷”原意为猪圈、厕所，都是散发臭气的地方，这里应引伸为“贬低”解。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应该以天下第二水贬低它，很明显，还是说越水的地位应名列第一。有人或许会提出质疑，既然越水名列第一水，那么，庐山康王谷水应名列第几？笔者认为，这是两个范畴的概念。陆羽《茶经》品水云：“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这里提及上、中、下三等不同的水，庐山康王谷应为山水，故应是山水范畴的第一水。陆羽评越水是将其列在杨子江一起评品的，应是江水范畴的第一水，陆羽还评品了许多“天下第一泉” “第二泉”，那应该是属井水范畴的水。因此，建议余干县深入挖掘本县的人文资源，理直气壮地亮出越水“天下第一水”的品牌，以促进本县旅游产业的发展。

陆羽在余干县逗留期间，除了品水外，还在县城东山岭凿灶煮茶，广传茶艺。据《余干县志》载：山东岭“亭下巨石重叠，为唐陆羽茶灶”。明《一统志》载：“羽尝品越水，故居思禅寺，凿石煮茶”。韶华荏苒，陆羽所凿茶灶，已被后人誉为“仙人茶灶”，成为“干越八景”之一。明进士叶应震《咏干越八景》云：“书烛分来茶灶火，渔歌吹出市湖烟”。可见陆羽在余干品水凿灶、传播茶艺影响之广之深远。

从上述介绍陆羽在弋阳、余干活动的资料中，我们至少得到如下几点信息：一是陆羽寓居信州期间，足迹遍踏信州及毗邻信州的饶州，余干即为饶州所治。二是陆羽寓居信州期间，曾遍访信州与饶州的名山大川，并遍饮各处之水，如若不然，为陆羽评定的第三泉、第四泉与第一水等就不科学，也不会让人信服。第三，陆羽到各地进行品泉鉴茶、传播茶艺活动时，深受当地官府和百姓的欢迎和拥戴。他的活动被方志记载，他所评品之水，都成为当地名胜古迹就是雄辩的证明。

笔者认为，陆羽在信州寓居的四个年头，是一生中经历的最欢愉最辉煌最难忘的岁月。他在这块山川秀美的风水宝地上，创造了生平“五个第一”：生平第一次构筑了由自己设计的山舍；生平第一次由自己主持开垦了茶园；生平第一次凿石筑灶，煮茶传艺；生平第一次评品越水为“天下第一水”；生平第一次受到“凡所致之邦，必千骑效劳、五浆先馈”的隆重礼遇。

陆羽是伟大的，由于他在信州广传茶艺的无私卓越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茶业的发展。据南唐升元二年（938），婺源都置制使刘津著《婺源诸都置制新城记》称：婺源“茶货实多”。据清同治壬申版《广信府志》载：“信七邑皆产茶”。上饶在普遍种植茶叶的同时，质量也逐步得到优化，“宋后有周山茶、白水团茶、小龙凤茶，皆佐建安上贡，此时，婺源出现‘四大名茶’”。上饶、铅山、广丰、玉山四县的茶叶，素以“小种”、“河红 ”著称，尤以桐木关一带所产之“小种”品质最优，外销历史远在祁门红茶之前，以“第一次问世之华茶”著称。真可谓名茶迭出，茶业兴旺。据史料记载，明正德年间，婺源、德兴等主要产茶县所课茶税，处于“上供税课，下系民生”的重要地位。

上饶是幸运的，由于陆羽的到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增添了厚重的一笔。陆羽的心血和汗水，衍生成一片片绿茶，将上饶的山川大地装点得春意盎然。陆羽在上饶传播的茶文化，已流进了上饶民风民俗的血管与灵魂。千百年来，百姓世代植茶，上饶成为闻名遐迩的产茶区，采茶唱茶歌：“正月里采茶是新年，姐姐妹妹将茶典。茶园典起十二亩，当官写契两吊钱”；逢节舞茶灯：“敲锣打鼓笑盈盈，唱起茶歌跳茶灯，各乡各村喜相庆，五谷丰登又一春。”茶事进入农谚：“清明发芽，谷雨种茶”；“四月清明与谷雨，采茶不分男和女”。茶事融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日天光同日夜，一样茶饭两样人”。喝茶成了上饶人重要习俗：议婚配，女方端茶为定；迁新居，请护送进宅的乡邻喝“新锅茶”；新女婿第一次上岳父母家，四邻跟着摆“新客茶”。这种社会礼节性饮茶名目繁多：有迎客茶、待客茶、请茶、扯茶、舍茶、送茶等等。城乡供饮茶的设施无处不在：城镇有茶馆，农村有茶摊，就连偏辟的山间小道也有乐善好施者捐建的茶亭。上饶百姓世代嗜茶，夏天喝凉茶，冬季喝暖茶，茶馆摆闲茶，逢客敬茶点，几乎达到无日不茶、无处不茶、无人不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