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士铨字心馀，一字苕生，号清容、藏园，晚号定甫、离垢居士，江西铅山县永平西关石盘渡人。
蒋士铨是清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他以诗名称雄于当代，与袁枚、赵翼齐名，称“乾隆三大家”，为乾嘉诗坛领袖之一，而且以戏曲成就高步一时，被日本青木正儿论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殿军”。当时，乾隆皇帝就曾写诗称他和南昌彭元瑞为“江右两名士”；王昶论其诗，标为当代之首；李调元评其曲，论为“近时第一”。高丽使臣曾以重金求其乐府诗，以夸荣于东国。近代梁启超说他是“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今人钱仲联教授说：“蒋士铨以诗曲成就双双得到同时著名评论家的充分认识和最高评价，这在整个清文学史上恐怕不得不指为绝无仅有的一家。”
蒋士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是与他的时代社会、生平经历、性情遭际与文学修养分不开的。
蒋士铨生活在清康雍乾盛世的中后期。经过近百年的休整，国内生产发展、经济发达、民生安乐、文化繁荣。鉴于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清统治者把血腥镇压和笼络收买结合起来，加快了汉化的步伐。政治上提倡“满汉一体”；思想上崇拜程朱理学；组织上开博学鸿词科，罗致全国名士入翰林院或充任地方官吏；文化上，一方面大力开展汉文化典籍的整编工作，“寓禁于编”，以加强思想文化的统治。如雍正三年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乾隆四十九年完成了《四库全书》的编撰。一方面屡兴文字狱，手段之残忍，震骇天下。如康熙年间的庄廷鑨《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时的吕留良《诗史》狱，乾隆时的齐周萃狱、王锡侯狱、徐述夔狱等等。乾隆中期以后，渐露衰败之迹，社会潜伏的重重危机渐露端倪，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由盛转衰的暗涛就要汹涌澎湃了。蒋士铨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中。
清雍正三年（1725），蒋士铨出生于南昌垣东街小金台前旧宅。他的父亲蒋坚是位秀才，性好任侠，擅长刑名之学，有古烈士遗风，曾长期佐幕于山西泽州，屡雪疑案，为当世所重，著有《求生录》四卷，《晋昌纪狱》二卷，《铁案》、《剑旁诗》、《书法指南辑说》各一卷。他的母亲锺令嘉也知书识礼，工诗善文，著有《柴车倦游集》。他们的家庭境况贫寒，但父母的知书识礼，却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蒋士铨四岁时，他的母亲便断竹篾为波磔点画，攒簇成文，教之识字。稍稍长大后，即教以《四书》、《礼记》、《周易》、《毛诗》等经，使他能够背诵。母亲教子得法，且课督甚严，酷暑严寒，未尝少倦。甚至在病中，仍书以唐诗贴四壁，母抱持士铨行走其间，教之低吟以为戏。
十岁时，父亲担心他读书膝下，难免为平常儿，他日为文，亦不免书生态，便将他缚于马背，随他历游燕、赵、秦、魏、齐、梁、吴、楚间，让他目睹崤函、雁门的壮丽，历览太行、王屋之胜景，随后安排他就读于泽州凤台秋木山庄之王氏楼中。凤台王氏是富甲一方的大户，楼接百栋，书连十楹，家藏图书非常丰富，蒋士铨在这里可以尽阅所藏，打下深厚的文学根底。十五岁，始就外傅，受业于王允升先生，修习完成了《诗》、《书》、《易》、三礼、三传等九经，同时开始学习作诗。
蒋士铨十五岁学诗，是从李商隐开始的。李商隐之诗格调浓艳，文字华美，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迎合了少年蒋士铨的需求，他爱之读之，数年中积下了不少的模仿之作。十九岁这年的秋天，蒋士铨于病中咳嗽不能卧，一天晚上独坐绳床，见皎月穿窗，戚然而思，忽有所悟。于是强撑病体，起床点燃残烛，检出屉中所藏淫靡绮丽之书数十册，并所作艳诗四百馀首，尽焚于庭中。又向天叩首悔过，发誓断除妄念。第二天买回《朱子语类》，细加研读，安排好日程自学。经过三个月的自我反思，他的病居然痊愈了。
乾隆九年九月，蒋坚举家南下，为士铨聘南昌张氏女，第二年冬天，他们结了婚。婚后，蒋士铨随父归铅山老家，就读于永平北门张氏塾中。这年，正值殿撰金德瑛督学江西，来铅山，他读到蒋士铨诗卷，深以为奇，拔补他为弟子员，又以其诗卷示于众，说：“喧啾百鸟群，见此孤凤凰，将来未可量也。”此后，士铨便从学于金师，“船窗署斋，一灯侍侧，凡修已待人之道，诗古文词所以及于，孜孜诲迪，未尝少倦。”一年中他随金师游历了抚州、建昌、吉安、赣州、南安、瑞州等地。读书与壮游，陶冶了他的性情，开阔了他的心胸。“磊落作壮游，不知行路难”，“丈夫志四海，家室安足恋”，正是他青年时代的真实写照。
怀抱着“安能老丹穴，而不思明堂”的壮志，憧憬着“一飞仪虞庭，再飞鸣岐阳”的未来，蒋士铨从二十三岁开始北上求仕。然而蒋士铨踏入仕途，却并非一帆风顺。他先后三次进京赴考，都未能遇，只是在乾隆十九年，才与赵翼同时得到个内阁中书的小官。他只做了几个月，就请假回去了。直到乾隆二十二年，他三十三岁，才得中进士，但那时中了进士，是不能马上授官的，还得入庶常馆为庶吉士，三年散馆，才能授官。他在庶常馆熬过了三年“尚习雕虫业”的痛苦生活，终于散馆，钦取第一，授翰林院编修。这以后四年中，他曾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和读文献通考纂修官，一直供职于翰林院，久久未得升迁。他的“我生不愿作公卿，但为循吏死亦足”的愿望也得不到实现，于是，便于乾隆二十九年毅然辞官南归了。
蒋士铨好不容易踏上仕途，为什么又匆匆忙忙辞官呢？其中原因，各书所载未详。他自撰的《清容居士行年录》中提到：“裘师颖荐予入景山为内伶填词，或可受上知，予力拒之。八月遂乞假去，画归舟安稳图。”裘师指裘曰修，是蒋的江西同乡，时为工部侍郎，以治水有方深得乾隆器重，所荐之事当非虚妄。但裘既为同乡友人，应当了解蒋士铨的志趣所在，恐不致为有可能“受上知”而荐他去“为内伶填词”。即使所荐非所愿，蒋士铨恐怕也不致因“力拒”而辞官。裘曰修死后，家人请蒋士铨为作墓志，犹对他推崇备至，可见友情之深。因而此说恐为托词，不足为据。
而《铅山县志》有载，蒋士铨名震京师后，“有某显宦欲罗致之，士铨意不屑，自以方枘入圆凿，恐不合，且得祸。钟太安人亦不乐俯仰黄尘中，遂奉以南旋。”某显宦指谁？各书均无记载。惟徐珂《清稗类钞》及《清朝野史大风》直言蒋士铨“以刚介为和珅所抑”，然和珅用事在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此说或出于猜测。
今查赵翼《送蒋心余编修南归》诗，有“敏捷诗如马脱衔，才高翻致谤难缄”之句，且自注曰：“有间之于掌院者，故云。”又王文治送蒋士铨离京诗曰：“亦有达官遭面斥”、“难免谣啄加蛾眉”。越翼、王文治与蒋士铨同居翰林院，官编修，说他尝面斥达官而遭谣啄于掌院之前，绝非无中生有。同诗，赵又言：“世谓灌夫能骂座，我援泷吏劝书绅”，引《史记》灌夫使酒骂座而遭祸之事，劝蒋急流勇退并要他牢记此话。可见，谗间之事当必有。蒋士铨一生秉性刚直，磊落嵚崎，阮元说他“遇不可于意，虽权贵几微不能容。”很可能就是以面斥达官一事为依据的。这种个性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长期抑郁下僚，久不升迁。他曾在《贺新凉•叠韵留别纪心斋戴匏斋》词中说：“ □□诸公登台省。看明时，无阙须人补。不才者，义当去。”分明是激愤之情见于言表。综合以上看，蒋士铨的辞官，当为面斥达官而致谤遭谗于掌院，因而长期抑郁不僚，自觉官场污浊，愤而求去的。
蒋士铨辞归后，没有返回江西老家，而选择了虎踞龙蟠的金陵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这原因一是铅山“本无田里可躬耕”，二是他所敬仰的诗人袁枚住在金陵。蒋士铨与袁枚的订交颇有戏剧性，二十年前，蒋士铨过南京燕子矶，曾题两诗于宏济寺壁，末署“苕生”二字。袁枚往扬州，经过其寺，看见僧壁题诗，以为绝佳。归访年余，后听熊涤斋先生告以“苕生”姓蒋，名士铨，江西才子也，且为通其意。然而他们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蒋士铨辞官归寓金陵，他们才见面订交。后来，袁枚把这段经过录入了《随园诗话》。三是“钟山本姓蒋”，他愿意仿效前人，留下“六代江山两寓公”的佳话。
但是，蒋士铨在南京与袁枚相聚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乾隆三十一年，他应浙江巡抚熊廉村之聘，主绍兴蕺山书院讲习。在这里，他有机会结交任处泉、刘文蔚等越中诗人，与“越中七子”录幽探胜，诗酒周旋，他在这里度过了六个春秋。乾隆三十七年，他又应扬州运使郑大进之聘，主持扬州安定书院。在这里结识了“扬州八怪”中之罗聘和画圣王石谷，他们谈诗论画，吟咏山河，交流艺术思想，批判社会现实，创作了大量作品。十年的教育生涯，是诗人创作的丰收季节，也是诗人创作风格的成熟阶段，他的诗从“以少陵昌黎为宗”，到“兼取苏黄”，至此则进入“脱去依傍而为我之诗”的新阶段。他的戏曲创作也在这期间完成了《桂林霜》、《四弦秋》、《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等重要剧目。
由于慈母的逝世，蒋士铨离开了扬州，奉母归葬于铅山之鹅湖山下。家居服衷期间，他积极向铅山县邑宰建议，修文峰塔，开焦溪坝，兴修紫溪黄柏坂水利，润田六千亩，建试院，开县东两耳门以利群众来往，皆被采纳实施。
乾隆四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赐诗彭元瑞。称彭与蒋为“江右两名士”，并屡问及之。消息传来，诗人感激涕零，于是，力疾起官，充国史馆纂修官，记名以御史补用。然而一病缠身，半体偏废，留滞京中六年，最后又以病辞归。居家一年多，于乾隆五十年二月病逝于南昌，终年六十岁。
蒋士铨的晚年复官，表明了他的“用世心犹热”，他“苦怀经济心”，希望跻身仕途，施展自己的抱负，济物利人，建功立业。然而这希望的火花只闪烁了一阵，很快就熄灭了。袁枚序《藏园诗集》说：“君之初心，岂欲以诗见哉，及今病且老，计无所复，而欲以诗传，可悲也！”确为知人之论。他自言愿为循吏，是想踏踏实实地做点实际有益的工作，而他刚直不阿的个性，带来了他政治上失意的悲剧。于是，不平则鸣，发言为诗，创作出一系列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的戏曲和诗篇，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蒋士铨的诗歌作品，据清嘉庆三年扬州刻本《忠雅堂诗集》，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他还有数千首未刊诗，存于他的稿本中。
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文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从总体上看，他的文学思想偏于儒家的入世主义艺术观。他从“诗史”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社会作用，以为“作诗何异作《春秋》”，诗，必须“于古人经邦致治之略”、“于一时之人心风俗有所关系焉”。因此，他以“事不出伦纪之间，道不出治平之内”来规范诗歌的内容，强调诗歌为“善国政、正风俗、厚人伦”服务，可见，他对诗歌的社会功利作用是看得特别重要的。但与此同时，他也并不忽视艺术的美感特征，认为“文章本性情……君子各有真”，“诗以性情深”，要以至性写真情，抒写胸中的郁勃之气。而且，这种真的性情必须根于性道，归于雅正的，因为只有“根于性道而出者，其文始克传世行远，灼然于古今。”所谓“性真所积一迸露，风神气韵皆磊□”之谓也。于是，在创作实践中，他试图将言志、缘情和载道三者结合起来，强调风雅传统，强调自立和创新，反对蹈袭模仿，他的诗歌创作，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蒋士铨的戏曲创作，最早见于蒋氏家刻本《蒋氏四种》丛书中，署“红雪楼板”，后曾抽印为单行本，题为《红雪楼九种曲》，另外，有书坊渔古堂别为翻刻，称《藏园九种曲》。其内容包含《空谷香》、《香祖楼》、《冬青树》、《临川梦》、《一片石》、《桂林霜》、《第二碑》、《雪中人》、《四弦秋》九种。九种曲中，《一片石》、《第二碑》、《四弦秋》三种为杂剧，其余六种为传奇。又除《空谷香》、《香祖楼》两剧为现实题材外，其他八种均为历史题材。
此后，蒋士铨陆续创作了《采石矶》、《采樵图》、《庐山会》，汇编成《红雪楼十二种填词》。另据李调元《雨村曲话》谓蒋士晚年病痹，右手不能书，疾中尚有左手所撰十五种曲未刊，但不见藏本传世。梁廷□《曲话》又谓乾隆十六年，恭祝皇太后万寿，江西绅民远祝纯嘏杂剧四种，亦心馀手编，为《康衢乐》、《忉利天》、《长生箓》、《昇平瑞》。
《空谷香》一剧写成于济宁至镇江舟次。正是诗人两次落第返乡途中，一股牢骚无由吐散之气、有腔抱玉献而不售之才，鼓荡于胸中，无由发泄，恰好遇到了这个题目，于是情思涌出，遂成妙文。
《冬青树》一剧写南宋灭亡的历史故事。全剧以文天祥、谢叠山以身殉国的壮烈事迹为主线，穿插唐珏等忠义志士报国义举，抨击了留梦炎之流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据史载，元军攻陷南宋京城临安后，元军统帅僧人杨琏真伽率元军发掘宋帝后陵寝，掠夺财物，弃骸骨于草莽，义士唐珏收诸陵骸骨以葬，并植冬青树以为表识。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条录其事。明卜世臣作《冬青记》传奇演其事。蒋士铨在剧中穿插《发陵》、《收骨》、《私葬》、《梦报》四□敷演其事。其自序言：“经曰：岁寒然后知松柏。若两公者，即以为冬青之树，谁曰不宜”。可知作者之意。
《临川梦》写戏曲家汤显祖故事。焦循《剧说》载汤显祖《牡丹亭》刻本传世后，有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其曲，用蝇头小楷在上面细细批阅，不到二十岁竟怨恨而终。有人持其夹批给汤显祖看，汤感慨万端，作两首五言绝句为悼。又载内江一女子，读《还魂》而悦之，径造西湖访焉，愿为才子妇。汤以年老辞，女子投水而死。蒋士铨本此诸事，而作此剧。
《一片石》和《第二碑》皆演娄妃故事。娄妃为理学家娄谅女，嫁宁王宸濠为妃，宁王谋逆，她屡次劝谏，不听，又作《题樵人图》诗云：“妇语夫兮夫转听，采樵须是担头轻。昨宵雨过苍苔滑，莫向苍苔险处行。”终不听。后宸濠叛乱被擒，妃投江而死。邦人钦慕其贤且烈，厚葬之。
《雪中人》演铁丐吴六奇将军事。吴六奇广东潮州人，早失父兄，性好饮博，遂至落拓江湖，流浪街市，行乞为生。常手不曳杖，口若衔枚，敝衣枵腹，而无寒饿之色，人皆称铁丐。后寄身邮卒，于关河形势，无不谙熟。因其时天下初定，清军由浙江入广东，地形多不熟，六奇请见主帅，备陈粤中形势，且言有义结兄弟三十人，拥众据土，粤中传檄可定。帅依其言行之，粤地悉平。由是征闽讨蜀，屡立奇功，位至通省水陆提督。蒋士铨本此作《雪中人》传奇。
《四弦秋》据白居易《琵琶行》诗而作。白居易作此诗，不过自写其沦落之意。元马致远据以作《青衫泪》，以为香水素狎此伎，于江州送别时再次相逢，践成前约。后有顾道行作《青衫记》，情节一本马剧。蒋士铨以为“命意敷词，庸劣可鄙”，乃本《琵琶行》及香山本传、宪宗时事，别填《四弦秋》院本，七日而成。时人交口称赞，以为出前剧万倍。
蒋士铨是昆曲衰落时期的重要作家，他的戏曲较真实地反映了乾隆时期的社会生活，他鞭挞贪官污吏，批判科举制度，赞扬民族气节，同情人民疾苦，也用正情变情来宣传风教传统。艺术上，他从史官秉性出发，以曲为史，按照历史的真实，编排史实，结构关目；另一方面，他又满怀诗人气质，出以深情，抒写出慷慨悲凉的情绪。面对曲坛上的“花雅之争”，他能够客观地认识形势利弊，力图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改变昆曲的僵化和衰落。尽管他的改革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而他的创作却以很高的艺术品味流播艺苑，传诵人口，奠定了他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吴长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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